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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2017年第3期
2017-04-06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一个政党的执政业绩与施政方略紧密相关,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与战略运筹密切相联。习近平同志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作为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党,我们党高度重视治国战略方略的谋划运用。毛泽东同志讲过,领导工作要有“战略头脑”“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回顾历史,我们党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目标任务,提出清晰明确的战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我们党就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迄今为止已经推出13个五年计划或规划。改革开放以来,从“四个现代化”到“三步走”,从“两个文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五位一体”,都体现了我们党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的递进展开,都对各个时期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战略是对问题的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把握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不断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部署,提出和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历史逻辑与时代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宽广的政治视野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紧要问题和根本问题

 

  治国理政方略或现代化建设中治国理政的特点和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围绕发展目标及其动力、平衡力、主导力来展开的。确立科学的目标愿景是进行战略构建的基础和前提,而动力、平衡力、主导力又从动能释放、协调有序、资源力量统筹等方面保证目标愿景的顺利实现。因此,只有解决好实现什么目标和以什么为动力、以什么来平衡、以什么去主导等关键问题,才算得上成功有效的战略方略。这不仅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赢得发展主动的基本经验,也已为我国发展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所证明。

现在,许多人在探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重大命题,分析我国“发展起来后”进入新的转型期的诸多矛盾,分析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所面临的种种严峻挑战。实际上,贯穿于这些矛盾和挑战之中的,还是把握正确目标、释放发展活力、保持和谐稳定、有效调动和整合力量等紧要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自然也是同第二个百年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长远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明确了动力来源,即全面深化改革,这必将加快推动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明确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支撑,即全面依法治国,这是为现代社会治理所证明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明确了领导力量和主导力量,即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更好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拥有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同心协力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可靠保证。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要素和核心要义,抓住了治国理政的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和新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进行了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

 

  任何一个好的治国方略和谋略,都是一种通盘的设计和考量,都是综合考虑主客观条件、进行总体谋划的结果,各方面因素考虑得愈系统全面就愈有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治国理政的时代主题来谋划,直面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给党和国家提出的重大课题,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进行了全方位、全景式的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其中,每一个“全面”也都是系统布局,都关系党和国家的整体发展;各个“全面”又相互贯通,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抓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纲。把握了“四个全面”,就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带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大提升大发展。

分析思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性,还要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在其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全面从严治党同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优势相衔接,更加鲜明地强调执政党自身建设,更加注重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构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自身状况如何、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国家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实现,直接关系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命运。正因如此,我们要从更高站位来思考全面从严治党问题。要说特色和优势,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和优势;要说理论和实践创新,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弘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中央的权威,是贯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中的关键,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方面。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彰显强大的引领力和统摄力

 

  新的思想理念和战略方略,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国家和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党心、军心和民心极大凝聚,这些都离不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强大引领。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之时,中国经济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并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红利”?为什么在国际社会乱象加剧、不少转型国家一蹶不振的大背景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能够保持社会政治总体稳定?为什么具有近百年历史、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故鼎新中不断焕发生机?为什么以党的领导为基础的“中国制度”能够保持强大生命力?这些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强大威力。中央党校有一个“两带来”教学制度,即要求学员在参加培训时带来一个本地区本部门人们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带来一个希望解答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据一些学员反映,党风政风、惩治腐败、社会公正、政治认同等热点问题过去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现在虽然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集中度、关注度明显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际成效,表明了这一战略布局强大的实践引领力和统摄力。

  当然,任何战略方略的实施,都是一个总体稳定和动态优化相统一的过程。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有一个在实践中把握“不变”与“变”的辩证法问题。“不变”,就是除非战略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总体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重点等要持续深入推进和保持相对稳定,因为如果这些变了就失去了战略本身的意义。“变”,就是指一些具体内容、具体举措、具体部署要随着环境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变化不断完善和优化。比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明确到本世纪中叶的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各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及其具体路径;在经济增长传统优势减弱、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何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加快促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形成;在社会快速转型、各种矛盾叠加的情况下,如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和成效;在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如何强化国家的安全保障,更好保证领土、领空、海洋、网络安全等,都需要在与时俱进中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运用治国理政规律的重大创新成果,已经并将继续引领中国开辟新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党和国家事业千头万绪,各领域的工作不尽相同,但都要以此为总揽、为总纲,在围绕全局要求、紧密联系实际中深化落实,更好地发挥治国理政总方略的统摄和带动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 2017年3月30日,作者:甄占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到新的阶段。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我们党是一个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

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系统阐述了新发展理念: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要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思想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准确把握世情的“变与不变”。习近平同志深入分析当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五个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当前,尽管国际格局复杂多变,但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日益受到各国人民的抵制,支撑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不断壮大;尽管世界经济调整艰难曲折,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越来越强;尽管国际矛盾和斗争非常尖锐,但和平的力量不断增长,中国始终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尽管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愿望越发强烈。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准确把握基本国情的“变与不变”,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既多次强调这“三个没有变”,又深刻揭示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新变化。首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治国理政始终要以基本国情为基础,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其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也要看到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很多领域出现了短缺现象;当前,供求矛盾总体上已经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和供不适求,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压力很大,因此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大锅饭”分配方式和效率低下问题,我们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当前,针对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我们更加强调消除贫困、走共同富裕道路。第三,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逐步增大,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不断增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深刻把握党情“变与不变”的基础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党带领人民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但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不能变,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的性质不能变。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世界观与方法论紧密结合的思想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就要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要认识规律,就要牢牢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掌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要认识发展规律、改革规律、依法治国规律、从严治党规律。谈到推动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新发展理念;谈到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谈到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谈到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重要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阶段,正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2017331日,作者:李培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辩证思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凝练出的全新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新实践中的生动展开和灵活运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发展演变思想

 

  唯物辩证法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过程。它要求我们从事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必须全局在胸、与时俱进、目标明确、脚踏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我们既要不断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坚持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又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总是能够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采取适合于不同发展阶段具体情况并能切实解决各阶段具体矛盾的方针和政策,保证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有步骤地向前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面对的发展环境明显不同于以往,“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更需要理论创新和战略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依据新时期我国基本国情内涵的变化,准确把握现阶段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明确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它既注重继承又注重创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演变的辩证法思想。比如,一方面,全面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都不是新提出来的,但将其放在一起,强调其整体性,强调协调推进,就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大创新。另一方面,过去虽然这几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提出来了,但突出其全面性,就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大创新,既是对过去政策的继承,又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普遍联系思想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的,同时与周围其他事物也是相互联系的。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是推进改革发展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方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简单并列,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它既提出了战略目标,又提出了与之相匹配的战略举措;既立足整体、统筹全局,又突出重点,用局部的发展带动整体和全局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一个都不能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那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旧体制、旧机制;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有健全的法治体系作保障,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在党,必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大战略举措也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比如,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推进、重大改革举措的有效实施,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来保障。同时,全面依法治国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改革的精神不断破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对立统一思想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矛盾解决得好,就实现了统一性,就能不断发展;解决得不好,就形成了对立性,就会引发更多矛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矛盾、新问题,有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结和提炼出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要求我们抓住和处理好主要矛盾,善于引导各类矛盾向有利方向发展。比如,从大的方面讲,如果只是提出发展的战略目标而没有符合规律、符合实际的战略举措,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如果只讲改革而不讲法治,改革就可能会失序甚至走偏,或者只讲法治而不重视改革,就不能及时破除制约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发展就会失去动力,社会也会失去活力;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推动发展,都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就难以成功。再比如,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部来讲,也同样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否则即使发展速度再快,人民也不会满意;全面深化改革会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但如果处理不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改革就会陷入泥潭;全面依法治国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特别是在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明显增强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就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成功推进的根本保障,必须处理好理想信念教育与党规党纪建设等的关系,否则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蕴含的对立统一思想,应成为我们分析问题、推进工作的基本遵循。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真正科学的理论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是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高度统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正体现了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高度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要实现的奋斗目标。此后,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党中央于2013年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4年召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两项战略任务,并作出全面部署。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既是动力,也是保障。201411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2014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将“四个全面”首次并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本定型。此后,习近平同志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深刻阐述。2016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统一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体现的逻辑与历史的高度统一,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和把握这一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更不是碎片化的概念拼凑,而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逻辑与历史统一的伟大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保障。

来源:《人民日报》201745日,作者:张军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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